王干：刘恒与新写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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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在想起来，我对于“新写实”的思考很可能是源自《伏羲伏羲》的触动。1988年初春时节，我在农展馆南里10号6楼上第一次读到刘恒的《伏羲伏羲》的时候，我的文学神经被深深触动了一下，写实小说还有如此的感染力和穿透力，让我对写实小说刮目相看了。

这之前，我对写实小说是有些偏见的，认为它过时了，是机械的反映论，缺少更多的文学审美内涵。作为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文学青年，我是深受那个时代的审美主潮影响的人，我周围的朋友也是重审美轻写实、重形式轻故事的一帮人，苏童、叶兆言等一拨文学发小谈论小说也是以先锋探索为主要趣味。而这一次读到刘恒的《伏羲伏羲》，却得到了先锋探索小说般给予的冲击，甚至超过。我四处向人推荐这篇小说，《文艺报》的同事问：刘恒也写先锋派？我说：不是先锋派，比先锋派更有味道。

《北京文学》很重视这篇小说，5月初，在北京文联召开了《伏羲伏羲》的研讨会，研讨会由林斤澜和陈世崇主持，李陀当时也是副主编，看得出来，老林、李陀和老陈对这篇小说很欣赏。刘恒当时是《北京文学》的编辑，《北京文学》发自己的编辑的作品，并且为之开研讨会，是一种胸怀，也是一种气度，当然更是一种眼光。也没有人去指责他们“肥水不流外人田”，那时的文学风气，正！

我是与会的最年轻的，属于初生牛犊，大胆说了对这部小说的看法，好像提出了“零度写作”的话题。零度写作其实是罗兰·巴特对新小说派的一种概括，被我“挪用”到刘恒的写作。会上对这个话题，展开了讨论，也引发了对现实主义的生命力和创新的讨论。李陀当时对“意象小说”特别感兴趣，但《伏羲伏羲》好像跑出了意象小说的范畴，因为意象小说大多是非写实的，而《伏羲伏羲》在写作叙事形态上是完整的写实笔法，属于对现实主义和先锋派的双重挑战。李陀鼓励我将这些观点写出来，在《北京文学》上发表。后来的《近期小说的后现实主义倾向》（《北京文学》1989年第6期）便是这次会议约稿的结果。

刘恒之前有个短篇叫《狗日的粮食》，在文坛引起一片轰动。而《伏羲伏羲》这部小说在“食”之后又写了“色”，中国古人说：“食色，人性也。”《伏羲伏羲》某种程度上有《狗日的粮食》续篇的意思，但涉及的历史深度和人性深度，有超越《狗日的粮食》的趋势。《伏羲伏羲》今天读来仍然觉得有惊天骇俗的勇气，小说写的是洪水峪小地主杨金山因为没有后代，这个老男人娶了年轻的媳妇王菊豆，王菊豆年方二十，是生命力最旺盛的时节。按理说，生育孩子是最佳的时节，但由于杨金山性无能，对王菊豆虐待施暴，而杨金山的侄子杨天青则与王菊豆情投意合，于是两人越过伦理的禁忌，偷情相欢，且生了儿子杨天白。长大之后的杨天白发现了母亲的情事，异常愤怒，杨天青也只能以死谢罪。而王菊豆怀上的杨天青的孩子杨天黄又呱呱落地，杨家的性事情事丑事在乡间悄悄流传，而最后关于“本儿”的展现，以及人们对“本儿”的近乎“点赞”式的议论，将古老的生殖崇拜和人类阳具崇拜的中国文化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。

应该说，这是一部烙上了当时社会思潮和文化思潮的小说，尤其是弗洛伊德学说的诸多概念我们在阐释小说时都能用上。杨金山、杨天青、杨天白之间的俄狄浦斯情结，杨金山和王菊豆之间施虐和受虐的描写，杨金山的性变态和精神病态，都属于精神分析学说的范畴。记得当时曾经流行过“寻根文学”，“寻根文学”沿着两个路径向前发展，一个是到原始的文化的风俗形态中去寻找“根脉”；二是向人的生命本能去寻找超自然的力量，发展到的极致就是身体写作。《伏羲伏羲》是真正写“根”的小说，原来的题目就叫《本儿本儿》，但这篇小说却没有寻根小说的神鬼之态、神秘之状，而是一步一步地写实，每一个人物都是具象的，每一个细节都是经得起推敲的，甚至每一句话都是实在的。没有那些寻根小说的抽象、符号和变形，但人物本身又是具有变形、抽象的可能，比如小说里最后残疾瘫痪的杨金山很让人联想到卡夫卡的甲壳虫。

这部小说给我最大的启示就是好的写实小说本身，一定是还原到生活本身的原生态，而不是作家外加给生活的具体的理念。这部小说时间跨度很长，从抗战到建国后，也属于“长河”类的年代小说，人物的命运虽然受到时代影响，甚至人物的性格也受到政治运动的扭曲，但作家始终关注的是人物自身的生存状态，无意去鞭笞或反思时代的伤痛和悲剧。小说的痛点在于人伦对人性的道德制约，这个痛点被放大之后，其实是人与封建价值观的冲突，人性与伦理的冲突，这种冲突的结果是悲剧。但刘恒在把握人物与环境的冲突时，没有割裂或抽取生活的原生态。杨天青与王菊豆的爱与欲，用今天的话说，也够不上多少正能量，但他们的爱与欲又是那么热烈，那么奋不顾身，我们在惊讶的同时又有点暗暗同情。刘恒把这种同情集中在小说里情爱描写之中，好多笔墨比劳伦斯毫不逊色。刘恒的落脚点在生命本身的状态和本相，也是“新写实”的“还原”美学的根基。记得刘恒与我谈起张艺谋将《伏羲伏羲》改编为电影剧本时，曾有些感慨，说，他太喜欢古希腊的英雄悲剧了。刘恒显然不喜欢古希腊的英雄悲剧。新写实正是对古典主义悲剧、传统现实主义的一种小小的反动和纠正。

这部小说另外一个启示就是写实小说的“情感的零度”。在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创作中，作家总是要流露出自己的倾向的，只是高明的作家是“自然而然地流露”（恩格斯语），不高明的作家就成了时代的传声筒而已。因而现实主义的作家有着某种精神的优越感，他面对读者有着“布道”的话语权，读者是他的听众。而现代社会则要求作家和读者也是平等的对话，读一篇小说不是听报告或听布道，而是内心精神的一场对话。《伏羲伏羲》的故事是带有某种道德审判或道德批判的预设前提可能的，杨天青和王菊豆的故事与台湾作家白先勇的《玉卿嫂》有着某种的同构形态，但白先勇的童年视角让爱情悲剧带有温馨和悲凉氛围，作家的倾向流露是非常明显的。而刘恒始终与人物保持着距离，但下笔又是始终“贴着人物写”，他叙述的视角不是全知全能的，叙述的视角随人物的视角而转换，贴着人物而远远地疏离人物的情感，看上去不免有些冷漠或者有些“狠”，所以是零度叙事的典范。即使最后的附录貌似“引经据典”，其实是“假语村言”，对“本儿本儿”的演绎也是为了避开作者主观情感的介入。

刘恒之所以成为“新写实”的代表作家之一，在于他的作品为评论家的概括和总结提供了充分的资源和范例，其他的新写实作家很难像刘恒这样完整地体现“新写实”的美学追求。几乎同时创作的《虚证》也是和《伏羲伏羲》一样经典的新写实的样本。在《虚证》中他将“对话”的精神运用得出神入化，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勘探深入到神经末梢，对人性黑暗地带的勘探深入到灵魂内核。遗憾的是《开拓》这本杂志停刊了，影响了这篇小说的传播。而90年代创作的《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》则让他在描写当下现实生活方面达到巅峰，“新写实”在融入“后现代”元素之后，京味小说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。话剧《窝头会馆》的创作更是成为《茶馆》之后的又一座高峰。刘恒对现实主义的探索成为近四十年来最值得研究、探讨的重要文学现象、文化现象。

一个花絮。1988年5月上旬，我去参加《伏羲伏羲》的研讨会今天看来是带有某种冒险性的。当时“五·一”放假，太太带女儿到北京来看我，顺便游览北京的风光。那天，我本来要带她们去逛王府井的，因为太喜爱《伏羲伏羲》，把她们送到王府井之后，我就去开会了。但是那天女儿在东安市场丢失了，幸亏一位卖冰棍的大妈把四岁的女儿送到王府井派出所，才虚惊一场。后来和刘恒说起此事时，他说，要不我罪过大了。